高一涵致胡適函 （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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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字 => 不確定
（）=> 非本文文字，可能是行距間補充用小字。
適之兄：
來信已收到了。
《大藏經》已買到了。昨天去看過一遍，東翻西看，大致該沒有殘缺。這部書是一個文學士吉田修夫家藏的。〔1〕他自己從頭到尾看過一遍，所有重要的地方，都用硃筆做了記號，並在書頭上批下小字。吉田死去，所以拿出來賣。他是一個專治佛學的，著的有一小冊子《觀音の信仰》和《佛教の革命》、《觀音の救濟》、《聖德太子の信仰》都已出版，並聽說是高楠博士所器重的人。〔2〕如果到你的手，再加上些批評圈點，將來必定成一種很可紀念的書。〔3〕
〔1〕吉田修夫：よしだ しゅうふ（1879－1919），明治、大正時期的佛教學者，曾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。後於1919年1月21日去世。
〔2〕高楠：當為高楠順次郎，たかくす じゅんじろ（1866-1945），佛教學者，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，並於1898年起任該校講師。日後（1924）組織人員，並對《大藏經》進行編輯校勘，成果為1934年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。
中研院近史所學術工作坊資訊
高一涵致胡適函 （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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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字 => 不確定
（）=> 非本文文字，可能是行距間補充用小字。
適之兄
來信已收到，你閉門著書甚好，我以為比較東跑西奔的教課還要收效多些。
《大藏經》我已向文伯帶你問過，據森江君說：「這種書往年很難買，現在剛剛有人賣出來，可以趕緊要去。」第一種縮印的字很小，同《晨報》上五號字一樣，是鉛字排印的，其中有沒有錯字不敢說定。第二種最好，板子亦很大，字也很大，（書）裝訂也很工。你究竟要那種，還要請你早點來信。這個書鋪很不大（專賣佛書），恐怕不能像丸善書屋可以用「代金引換」的。
《佛教大辭典》今日已託森江君找去，明後日當可（寄）送來。
前回託中西書屋寄上兩種佛教史，你已經收到了沒有？
下月三日，吉野介紹我同文伯兩個在帝大辯論會講演，我因為沒有別的可說，祇得把你的〈新思潮的意義〉重新講演一番，〔2〕以後並加上新思潮的具體主張。因為吉野很盼望我們講中國新思潮的內容，所以才選擇這個題。文伯講的是「中日將來之關係并兩國之青年。」看講過之後影響如何！
今天看見《時事新報》中（一月廿四日）張東蓀答志希的書，〔3〕內中很有些「混帳話」。說什麼「淺薄心理」，說什麼「五四而後，出了許多新偉人」，說什麼「專賣新思潮的真正老店」，「止此一家，並無分鋪」，「認明招牌，嚴防假冒」……我看了覺得他這個人到底是「非我族類」。
仲甫的信我已抄到了，〔4〕他到武昌有什麼事？此時想已走了，故不覆了。五月間「勞動運動號」叫我預備做「日本勞動界的組織及運動」，〔5〕我姑且調查材料，不知能否做到成功？
胡夫人既此
一涵
廿八日
張東蓀這封信刊於〈通訊〉，《時事新報》，1920年1月24日，第4張第2版。而羅家倫對於《解放與改造》的批評，出於〈解放與改造〉，《新潮》，第2卷第2號（1919年12月）。
原信詳見耿雲志編，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，冊31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），頁181-182。
中研院近史所演講資訊
高一涵致胡適函 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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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〔1〕
這兩天書鋪正在打包等木箱做好便可運來，至遲三月底總可送到北京。
我現在看看做政治學沒有什麼意味，已著手做政治學史，〔2〕現在做到亞里士多德了。但是中世紀的參考書很難搜求，借出來的書又不能久看。──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你知道有什麼好書可以幫助我嗎？叢書中的書最好，因為價錢便宜，又容易購買。
《新潮》和《國民》請告訴洛聲〔3〕，教他直寄「日本東京神田區北神保町十番地中國青年會馬伯援先生收。」（《新潮》一百冊差不多賣完了。）
外有兩個書單（發票）請交給洛聲。──是大學出版部買的書都已經寄來了。內中有沒有舛錯，請洛聲查一查。
慰慈好嗎？何時將婚，千萬不要瞞著我們！小胡已會說話了，更可愛了，待我們回來，恐怕要不認得我們了。
一涵 三月八日〔4〕
〔1〕原文如此。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中，該信上半部遺失，或是錯置。
〔2〕應是日後《歐洲政治思想史》一書之原型。
〔3〕洛聲：章洛聲，胡適早年摯友，曾幫助《努力週報》的發行事務（詳見《努力週報》第53期；《胡適日記》1923年5月23日），後於1923年夏季病死。
〔4〕此信提及胡祖望（1919-2005）已會說話，加上馬伯援尚在日本東京活動（時任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早稻田分會幹事），且高一涵尚未返國。此信應當是1920年。
原信詳見耿雲志編，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，冊31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），頁180。
高一涵致胡適函 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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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甫、適之兩兄：
《新青年》代派事我已同青年會的幹事說到，且於昨晚在「統一紀念會」會場報告了，大家仿佛得到寶貝一樣的歡喜。我想這事萬不能辜負他們的好意，併望商同夢麟和新潮社、國民雜誌社按期寄《新教育》、《新潮》、《國民》和其餘（還要廉價纔好）有價值的雜誌前來。千萬不要忘記！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做「天使」一般看待，我在「紀念會」講演得一種意外的歡迎。下台後有許多社會上稱他作「離經叛道」的學生，或家庭中稱為「忤逆不孝」的學生，卻跑來同我握手。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，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，還望你們快快努力，學你們「天使」的責任纔好！
羅素的政治社會哲學，日本很看得重要，吉野〔1〕說：「馬克思的時代已去，現在要成羅素、克魯泡特金的世界了！」我做一篇〈羅素的社會政治哲學〉，另封寄來，請你兩個人政正政正，把他趕快發出來纔好。
我想先譯一本羅素的《社會改造原理》，請告訴慰慈〔2〕把文伯〔3〕的那一本原本（Why Man Fight）〔4〕寄來，越快越好！北京學界現況看報已經得到大概，不必談了。
佛教大辭典已寄來了。
一涵
二月十三日。〔5〕
原信詳見耿雲志編，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，冊31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），頁178-179。
〔1〕吉野：吉野作造。
〔2〕慰慈：張祖訓，字慰慈，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。
〔3〕文伯：王徵，字文伯，曾任美國新銀行團秘書、北京大學教授。
〔4〕應為”why men fight” 該書為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, 1872-1970）1916年寫就，1917年印行之作品，內容主要回應一戰所帶來之災難。
〔5〕對比〈高一涵致胡適〉，可發現該年高一涵正在日本書寫政治學相關著述，以及對比《胡適日記》中有關《佛教大辭典》的相關記載，（1920年2月25日：翻看《佛教大辭典》。這是文伯替我買的，昨天寄到），雖然沒有更直接的證據顯示高一涵、王徵與胡適三人與《佛教大辭典》的紀錄，但從以上判斷，此信應當為1920年所寫。
